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自我終結生命—無論是自殺或安樂死—一直是哲學、倫理與法律交織的敏感議題。今日全球正值後疫情時代，人們對生命自主權的反思日益加深。本文將探討人類自我終結生命的歷史演變，從中古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出發，延伸至當今全球社會，並以哲思總結，希冀為讀者提供一扇通往生命本質的視窗。
中古世紀的歐洲與亞洲：榮譽、罪惡與靈魂的掙扎
中古世紀（約5世紀至15世紀）是人類文明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歐洲與亞洲，人們終結自我生命的行為往往根植於宗教、社會規範與哲學信念。這些行為不僅反映了個體的絕望或榮譽感，更折射出時代的集體意識與制度框架。讓我們先從歐洲說起。
在歐洲中古世紀，基督教主導了社會與道德體系，自殺被視為嚴重罪行。基督教教義認為生命是上帝的恩賜，人無權自行終結，這源自《聖經》如《出埃及記》20:13的「不可殺人」誡命，以及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將自殺定為違背上帝意志的行為。哲學上，這體現了神學決定論：人類的靈魂屬於上帝，自殺等同於對神聖秩序的叛逆。面臨何種狀態下，人們會選擇自殺？常見於戰爭失敗、疾病折磨或經濟崩潰。例如，十字軍東征期間，一些騎士在被俘後選擇自殺，以避免異教徒的羞辱或轉信異教。這背後的哲學意涵是「靈魂純潔」優於肉體存活，卻又與基督教的反自殺立場衝突，形成內在張力。
方法上，歐洲中古自殺多採用簡單而痛苦的方式，如上吊、投河或用刀自刎。歷史記錄顯示，14世紀黑死病肆虐歐洲，造成人口銳減三分之一時，自殺率激增。人們在面臨親友死亡、饑荒與絕望時，視自殺為逃脫地獄般現實的途徑。社會制度對此嚴厲：中世紀英國法律（如《大憲章》後的慣例）規定，自殺者遺體不得安葬於聖地，財產沒收給王室。這反映了制度化的懲罰，旨在維護社會秩序與宗教權威。關於安樂死——即主動或被動終結生命以減輕痛苦的概念，在中世紀歐洲幾乎不存在正式討論，因為它被等同於謀殺。少數哲學家如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辯論疼痛的道德性，但最終否定任何形式的自我或他人協助終結生命，強調忍耐痛苦是通往救贖的道路。
轉向亞洲，中古世紀的自我終結生命呈現截然不同的文化圖景。以日本為例，武士道（Bushido）精神盛行，自殺如「切腹」（Seppuku）被視為榮譽的終結。武士在戰敗、失忠或家族恥辱時，會以刀刺腹部，象徵淨化靈魂。這源自禪宗佛教與儒家影響：佛教視生命為輪迴中的一環，自殺若出於無私動機（如保護主君），可被接受；儒家則強調「義」與「忠」，如《論語》中的「殺身成仁」。哲學意涵在於「無我」與「榮譽超越生命」，個體的死亡服務於更大集體。面臨狀態多為社會壓力，如鎌倉時代（1185-1333）的武士階層，在內戰中頻繁選擇切腹以避免俘虜的恥辱。
在印度，中古世紀的「薩蒂」（Sati）習俗要求寡婦在丈夫火葬時自焚，盛行於拉賈斯坦邦等地。這背後的哲學是印度教的業力（Karma）與輪迴觀：寡婦自焚被認為能淨化業障，確保來世重聚。方法殘酷，常在公眾儀式中進行，面臨狀態是喪夫後的社會孤立與經濟困境。中國宋明時期（960-1644），儒家影響下，自殺如投井或服毒，常見於婦女為保貞節，或官員在政爭失敗時。哲學上，這體現「節烈」觀念，如朱熹的理學強調道德超越生存。社會制度對安樂死的概念？亞洲中古多無明確法律框架，但如日本的《武家諸法度》間接肯定切腹為合法自決；在印度，英國殖民前薩蒂被視為宗教義務，後遭禁。總體而言，亞洲的自殺更具儀式性與社會認可，哲學強調集體倫理而非個體自主，與歐洲的罪惡觀形成對比。
這些歷史片段顯示，中古世紀的自殺不僅是個人行為，更是哲學鏡子：歐洲的神本位 vs. 亞洲的人本位與集體主義。制度上，安樂死概念萌芽於疼痛緩解的醫學討論，但多被宗教壓抑。
現今全球社會：自主權、痛苦與法律的演進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25年的當下，全球社會對自我終結生命的態度已從宗教禁忌轉向人權與醫學倫理討論。科技進步、世俗化與人口老化，讓自殺與安樂死成為公共議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24年報告，全球每年約70萬人自殺，方法多樣化，從傳統的上吊到現代的藥物過量或槍擊。
人們如何終結自我生命？在發達國家，如美國與歐洲，自殺常採用槍枝（美國約50%自殺案）或藥物（如巴比妥類）；在亞洲，如日本與韓國，上吊與跳樓仍常見，中國則有農藥中毒。面臨何種狀態？精神健康問題佔大宗：憂鬱症、焦慮與孤獨感，疫情後加劇。經濟壓力、失業或家庭衝突也推波助瀾。例如，2023年日本「孤獨死」現象中，许多中年人因工作壓力選擇自殺。哲學意涵深遠：存在主義哲學家如沙特（Jean-Paul Sartre）主張「存在先於本質」，自殺是終極自由選擇，體現自主權（Autonomy）。然而，尼采的「永恆回歸」提醒我們，生命應被肯定而非逃避。這反映了現代哲學的二元性：自殺可視為對荒謬世界的反抗，或對意義缺失的投降。
安樂死則是現代焦點，指醫學協助終結生命以減輕不可逆痛苦，分為主動（注射致命藥物）與被動（撤除維生系統）。全球社會制度差異巨大：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與瑞士允許主動安樂死，條件嚴格，如絕症患者自主請求。2025年，加拿大MAiD（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法擴及精神疾病患者，引發倫理爭議。哲學上，這源自功利主義（如米爾的「最大幸福原則」），主張減輕痛苦優於延長生命；康德的義務論則反對，視之為違背人性尊嚴。
在亞洲，台灣的立場值得一提。作為一位公民，我親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00年施行）允許被動安樂死，如撤除維生，但主動安樂死仍非法。2024年立法院辯論修法，考慮絕症患者權利，但受儒家「孝道」影響，反對聲浪大。哲學意涵在於「生命尊嚴」 vs. 「家庭責任」：佛教與道家視死亡為自然，卻反對加速；存在主義則推崇個人選擇。日本於2023年通過有限安樂死指南，允許醫師討論但不執行，反映武士道遺緒的「尊嚴死」。
全球自殺率最高地區如蓋亞那與俄羅斯，常因戰爭或經濟崩潰；最低如地中海國家，歸功社群支持。社會制度對安樂死的概念？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24年報告呼籲將安樂死視為「健康權」延伸，但多國如伊斯蘭國家嚴禁，視為違背神意。哲學上，福柯的「生物權力」批判現代國家如何規範死亡，轉向「讓死」而非「讓生」。
現今自殺與安樂死體現全球化衝突：科技賦予方法，哲學賦予意義，制度則在平衡自主與保護。
總結：從歷史到未來的人生哲思
回顧人類自我終結生命的歷史，我們見證從中古世紀的宗教禁忌與榮譽儀式，到現今的醫學人權與存在主義辯論。歐洲的罪惡觀與亞洲的集體倫理，演變為全球的自主權討論。哲學核心在於：生命是否屬於個體？痛苦何時超越尊嚴？
作為參與安樂死議題推動的公民，我們應主張平衡—尊重自主，但防範濫用。台灣社會應借鏡全球，推動倫理教育與法律改革，讓死亡成為生命哲思的一部分，而非禁忌。最終，人類的自我終結提醒我們：活著，是為了追尋意義。
台灣尊嚴善終諮詢服務協會 學術研究部 陳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