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哲學傳統，從古希臘到現代存在主義，提供了豐富的視角來理解死後世界與相關議題，如安樂死。本文將從歐洲哲學家的觀點出發，探討他們對安樂死的看法、對死後世界的想像，並加以總結。這些觀點不僅反映了西方思想的演進，也為當代台灣社會在安樂死立法與生死教育提供借鏡。
歐洲哲學家對安樂死的看法
安樂死（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eu”（好）和“thanatos”（死亡），意指“好死”或“安樂死”。在歐洲哲學史上，這一概念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出現，並引發激烈辯論。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的死亡，便被視為一例哲學化的安樂死。蘇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因被控腐蝕青年而被判飲毒芹汁自盡，他選擇接受這一命運，將之視為對哲學追求的終極實踐。在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o）中，蘇格拉底主張哲學即是“練習死亡”（meletē thanatou），因為哲學家應超脫肉體慾望，追求靈魂的純淨。這種觀點暗示，自願結束生命若能避免無謂痛苦，並非道德禁忌，而是通往更高境界的途徑。 然而，古希臘哲學家對安樂死的態度並非一致。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強調生命的價值，認為自殺或安樂死違反自然法則，因為它破壞了社會與個人的和諧。許多希臘劇作家和哲學家也反對主動安樂死，視之為侵犯個人自主權。
進入中世紀與近代，基督教影響下的歐洲哲學家多持反對立場。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將安樂死視為違背上帝主權的行為，因為生命是神聖的贈禮，人無權自行終結。康德（Immanuel Kant）的義務論倫理學更強化這一觀點，他主張人應視自己為目的而非手段，安樂死則將生命工具化，違反絕對命令。 但19世紀後，隨著世俗化與人道主義興起，歐洲哲學家的觀點開始分歧。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義主張，若安樂死能最大化幸福、減少痛苦，則道德上可接受。這影響了當代歐洲的立法，如荷蘭與比利時的安樂死合法化。挪威哲學家拉爾斯·約翰·馬特斯特維特（Lars Johan Materstvedt）在歐洲安寧療護協會（EAPC）的討論中，強調安樂死應限於自願且不可逆轉的痛苦情境，否則可能滑向非自願的醫療化殺戮。 希臘裔希臘東正教哲學家歐根尼奧斯·沃爾加里斯（Eugenios Voulgaris）在1804年的《安樂死論文》中，試圖緩和對死亡的恐懼，主張透過信仰與神聖眷顧來面對終結，而非主動介入。
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如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中，將死亡視為“向死而生”（Sein-zum-Tode）的本真存在方式，安樂死則可能被視為逃避真實面對死亡的責任。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則強調自由選擇，若個體自主決定結束生命，這是存在主義的終極自由表現。 整體而言，歐洲哲學家對安樂死的看法從古希臘的辯證到現代的倫理分歧，反映了自主權、痛苦緩解與生命神聖性的拉鋸。
歐洲哲學家眼中的死後世界
死後世界（afterlife）是歐洲哲學的核心議題，從柏拉圖的靈魂不朽論到尼采的虛無主義，展現了多樣想像。柏拉圖在《斐多篇》中主張，靈魂是永恆的、非物質的，死後將脫離肉體牢籠，進入理念世界（World of Forms）。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時的平靜，便源自對靈魂不朽的信念，他相信哲學家死後將與神明同在，接受審判並轉世輪迴。 這一觀點影響了西方宗教，如基督教的天堂與地獄概念。
中世紀哲學家如阿奎那融合亞里斯多德與基督教，主張靈魂死後將復活，與肉體重聚，進入永恆的來世。文藝復興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二元論強化了身心分離，死後靈魂繼續存在於非物質領域。但啟蒙運動帶來懷疑。休謨（David Hume）質疑死後世界的證據，主張經驗主義下，死亡僅是感官終止，無證據支持靈魂永存。
19世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稱“上帝已死”（God is dead），意味傳統宗教的死後世界已崩潰，人類必須面對虛無（nihilism）。對尼采而言，死後無天堂或地獄，只有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的循環，敦促人們在現世活出充實生命。 存在主義者海德格視死亡為終極界限，死後世界是不可知的“無”（nothingness），哲學的任務是面對此無以活出本真。薩特則主張“存在先於本質”，死後無預設世界，一切由個人自由定義。
20世紀，英國哲學家A.J. Ayer在瀕死體驗後，重新思考死後世界。他描述看到“紅光”與“時間管理者”，雖後來歸諸幻覺，但這挑戰了其邏輯實證主義的無神論。 丹麥哲學家索倫·基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則主張信仰的飛躍，死後世界是上帝的恩典，而非理性證明。 這些觀點顯示，歐洲哲學家對死後世界的想像從靈魂不朽到存在虛無，反映了從宗教到世俗的轉變。
總結
綜觀歐洲哲學家對安樂死與死後世界的觀點，我們看到一條從古希臘的靈魂追求到現代存在主義的自由與虛無的演進軌跡。安樂死議題凸顯了自主權與生命神聖的衝突，而死後世界則從柏拉圖的永恆理念到尼采的無神虛無，挑戰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作為生死學專家，我認為這些觀點有助台灣社會反思安樂死立法與生死教育。最終，哲學教導我們：死亡非終點，而是反思生命的鏡子。透過歐洲哲學，我們可學會以智慧面對未知，活出有意義的當下。